1929年，红四军里头闹起了内讧，那会儿周恩来为啥站边毛泽东，而不挺朱德呢？这事儿说起来，关键还是在于两人的理念和做法。周恩来看到，毛泽东在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发展上，有着一套独到且实用的法子。他搞土地革命，让老百姓得了实惠，队伍也因此越拉越大，战斗力越来越强。反观朱德那边，虽然也是一员猛将，但在一些具体策略上，可能跟当时的情况不太合拍。周恩来觉得，要想让红军长久发展，毛泽东的那一套更为稳妥且有效。所以，综合考虑之后，周恩来选择了支持毛泽东。毕竟，在那种动荡的年代，选对路、跟对人，才能走得更远。

之前咱们聊过，《袁文才和王佐被冤枉杀掉，后果到底有多糟糕？》那篇文章说了，因为袁文才和王佐被冤枉杀掉，井冈山那个革命的地方一下子就乱了套，大家伙儿都转头站到国民党那边去了。红军在井冈山是待不下去了，毛泽东和朱德也只能放弃回到井冈山的念头，带着红四军跑到赣南闽西那块儿，重新找了个地方搞革命。到了1929年5月份，毛泽东收到了一封从闽西寄来的信，写信的人叫邓子恢。

邓子恢老家在福建龙岩，他还去日本留过学。1926年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到了1928年春天，就在老家龙岩县带头搞起了暴动。没过多久，旁边的永定县也有个人叫张鼎丞，他也发动了暴动。邓子恢就带着自己的人跟张鼎丞合到了一块儿，组建了一个独立营，张鼎丞做了营长，邓子恢做了党代表。就这样，闽西地区多了一支工农红军队伍。

邓子恢一听说毛泽东带着红四军进了福建，立马急着去找毛泽东，但还是慢了一步。他赶到长汀县城时，毛泽东已经带着红四军跑到江西去了。所以，邓子恢就代表闽西特委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，里面把闽西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。信写完后，他专门找人送到了瑞金。毛泽东一看到邓子恢的信，高兴得不得了，立马决定要去闽西建立根据地。

毛泽东带着红四军一到闽西，立马就拿下了龙岩和永定两个县城，一下子干掉了敌军陈国辉旅3000多人，旅长陈国辉只能带着几十个小弟逃跑。就在毛泽东在闽西风生水起的时候，没想到一场大麻烦悄悄来了。这事儿是因为有人对“党管军队”的老规矩起了疑心，按照这规矩，毛泽东作为前敌委员会书记，那是红四军的头号老大。

毛泽东作为红四军的一把手，这回可真是碰到了大麻烦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对立和质疑。1929年6月22日，红四军七大召开时，有人竟然当着大家的面说毛泽东搞“一言堂”，还提出要换个前敌委员会书记。这事儿啊，还得从之前中央的“二月来信”说起，中央在那封信里让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，去中央那边报到。

尽管毛泽东在那时就给中央写了信，解释和回应了那个问题，但中央的那封信后来还是惹出了麻烦。有人拿中央的“二月来信”说事，硬是要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四军，还让毛泽东交出军队的领导权。特别是到了5月，新来了一个叫刘安恭的，他刚从苏联回来，就直接被安排做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，可他压根儿就不了解实际情况。

刘安恭硬是要把苏联红军那一套搬到咱这儿来，还首先跟毛泽东过不去，这让红四军里党和军队的关系变得特别僵。结果呢，红四军里头就开始有人不满意共产党管军队，也不乐意前委统一领导。到了6月8号的前委扩大会上，毛泽东一拍板，说要把临时军委给撤了。这一来，矛盾可就炸开锅了，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反对毛泽东。

更大的麻烦在于，红四军领导层里对于怎么带队伍、建军的规矩，大家意见不合，像毛泽东和朱德，在这些事儿上就有不同看法。争论的中心就是：红军里是该搞“上面说了算的那一套”呢，还是该实行“大家商量着来”的民主方式？其实，毛泽东的那一套领导办法挺对路，但不少人却硬给他安了个“一言堂”的罪名。

红四军里头争议越来越大，为了赶紧解决这事儿，中共红四军急急忙忙开了七大，让不是前委的、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来主持。这次会议太急了，结果也就仓促了点。在重新挑前敌委员会书记时，毛泽东竟然没被选上，有些人想换书记的心思得逞了，新书记成了陈毅。

毛泽东被调到了地方工作，他和谭震林等人一块儿去了中共闽西特委，负责指导那边的事儿，他们就住在上杭县的蛟洋。说真的，这事儿挺让人惊讶的，毕竟红四军是毛泽东亲手建立起来的，结果他现在却被拿走了红四军的领导权。真是祸不单行，毛泽东还染上了严重的疟疾，因为医疗条件不好，药也缺，他这一病就是好几个月，最严重的时候，命都快没了，在鬼门关前转悠了好久。

那时候，治疟疾最管用的药是奎宁，但闽西那片山里头，毛泽东根本找不到这种药。没办法，只好有人派了两个秘密联络员，火急火燎地去上海给他买药。结果，其中一个半路上被抓了，还丢了性命。另一个呢，真的是不容易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总算是把药给毛泽东带回来了。那时候，毛泽东已经被疟疾整得够呛，人都快不行了。

这次，毛泽东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巨大冲击，让他陷入了人生的艰难时期。有段时间，错误的消息甚至传到了莫斯科，谣传他因肺病去世，共产国际的公告里还误发了讣告。但值得庆幸的是，毛泽东从不会向困难和挫折低头，他视这些为成长的磨砺，依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的工作中，耐心等待时机，准备东山再起。

那时候，毛泽东正在地方上忙着建立革命根据地，是个地道的基层干部。而周恩来呢，他在上海，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兼着中共中央军委书记，稳稳地坐镇中央，是个名副其实的中央大领导。记得之前有个“二月来信”，那就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给毛泽东下的指示。结果，周恩来等了足足两个月，才收到毛泽东4月5日写的回信，这信还是经过好多地方辗转才传到他手里的。

读完毛泽东的回信，周恩来很快反应过来，自己写的那个“二月来信”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他爽快地承认了毛泽东信里指出的错误。接着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上，他又主动做了自我检讨，承认“二月来信”确实有缺陷。因此，周恩来琢磨着，想让朱毛的红四军派个能人来中央，一块儿好好琢磨下红军以后的路子和政策。

毛泽东没当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，然后就离开了红四军。之后，红四军就改成了纵队，一共三个纵队，每个纵队大概1600来人。第一纵队留在闽西地区，朱德带着第二、第三纵队往闽中走。没了毛泽东的红四军，问题开始一大堆：什么流寇思想啊，极端民主化啊，绝对平均主义啊，还有不愿意过山区苦日子的想法，这些都冒出来了。

很明显，一支被错误思想主导的队伍，要想打胜仗那是难上加难。朱德带着队伍到了闽中地区，结果8月底在永春县栽了大跟头，一下子折了300号人和100多杆枪。朱德赶紧召集前敌委员会的同志们开会，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决定撤回闽西。说来也巧，就在这时，中共中央来了通知，说要派个能人去参加军事联席会议并报告工作。这活儿，自然就落到了陈毅的肩上。

那时候，除了周恩来，中央还有位领导人叫李立三。陈毅抵达上海没多久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开了个会，让他详细讲讲那边的情况。陈毅说的这些内容，后来被整理成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《朱毛红军的历史和现状汇报》，并且在1930年1月15号的《中央军事通讯》第一期上登了出来。有了这份汇报，中共中央对朱毛红军的情况就算是心里有数了。

听完工作汇报，中央政治局的大佬们商量了一下，觉得得重新给红四军写封信，把队伍里头的那些大分歧给解决了。他们挑中了李立三、周恩来还有陈毅，组了个小团队，专门钻研红四军的事儿，好给中央写封信指导指导。这一琢磨就是快一个月，最后，陈毅动手写了那封《中共中央致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》。

这封信在9月28号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，大家习惯叫它“九月来信”。信里的内容，大都是周恩来多次谈话里提到的观点，不过是由陈毅动手写下来的。所以，这封信后来被放进了《周恩来选集》里头。那时候，红四军碰到了个大麻烦，上头让他们去广东。毛泽东那时候病得很重，但还是让人抬着去了上杭，就是为了拦住朱德，不让他带着队伍往南走。

朱德做出带兵南下的决定，是因为中共福建省委给了他新任务：那就是去攻打广东的东江地区。朱德是个实实在在的军人，他一直认为，军人就得无条件服从命令。所以，当他收到中共福建省委的信后，立马就打算照做。这事儿传到毛泽东耳朵里，他急得不行。他觉得红四军在闽西还没站稳脚跟呢，现在应该集中精力建设根据地，而不是跑去广东。再说了，广东那边的敌军势力可大了去了。

朱德听了毛泽东的劝，觉得挺在理，可他又犯愁了，要是不去攻打东江，那不就等于违抗命令嘛。中共福建省委来信说了，这是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，得照着办。这可咋整呢？琢磨来琢磨去，朱德最后决定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名义给福建省委，再转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。信里说了，红四军打算往东江那边开拔，但也把队伍现在碰到的难题一一摆了出来。

比如说，陈毅还没回来，毛同志又因为久病没法走路，这让负责的同志感觉更加棘手。不过，就在发信的那天，红四军还是分成了三路，从上杭、武平朝东江那边挺进。等陈毅赶到闽西的时候，红四军已经先出发了。陈毅一口气追到广东北边的松源，这才追上朱德，然后就跟着一起去了广东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红四军在梅县吃了个大败仗，一下损失了一千多人，这可是他们离开井冈山后遇到的最大挫折。

红四军在没了毛泽东的带领后，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麻烦。他们没听毛泽东的，不搞前委统一指挥，非要弄什么“从下到上的民主方式”，啥事儿都得一帮人商量来定。就拿攻不攻梅县这事儿说吧，大家伙儿讨论了老多天。最后，全军上下都同意打梅县，结果一开仗，敌人火力太猛，损失大得很。之后，红四军向上面承认，好多政策都搞错了，党组织和红军队伍也都松松垮垮的。

红四军这次吃了大亏，全军上下都没了斗志，原本打算去打广东东江的计划也泡汤了。大伙儿开始琢磨，之前跟着毛泽东带的红四军，胜利好像手到擒来，让不少人觉得成功就这么简单，没了毛泽东也能行。现在大伙儿才明白，之前的胜利那么顺利，全靠毛泽东领头。另外，大伙儿也懂得了，毛泽东之前反对去东江的决定是对的。

大伙都清楚得很，红四军没了毛泽东带着，那后果可真不是闹着玩的！红四军眼瞅着就陷入了大麻烦里！现在最要紧的，就是得赶紧想办法撤退，朱德和陈毅一合计，带着队伍就撤到了闽西武平县。没过几天，他们又带着红四军回到了闽西的上杭县官庄。到了这儿，红四军总算是能喘口气歇歇了，陈毅赶紧把前敌委员会的成员都叫来，把中央的“九月来信”内容给大家讲了讲。

周恩来写了封信，代表中共中央，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，而不是朱德。他在信里对红四军里面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，比如想要取消组织、想分家、想离开队伍，还有搞小团体、极端民主化这些，都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他要求前委必须用斗争的方式，把这些错误思想都清除掉。后来，陈毅认真地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指示，说毛泽东还得继续当前委书记，并且得开个党的会议，让大家思想统一，明辨是非，最后做个决议。

周恩来全力挺毛泽东，帮他渡过了那长达半年的难关。朱德性格直爽，当场就表态，说要坚决听中央的，赶紧把毛泽东请回来。会议一完事儿，朱德和陈毅立马就给毛泽东写信，告诉他中央让他官复原职的决定，还派了一支队伍去把毛泽东接回了红四军。这样一来，毛泽东又当上了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，成了红四军的一把手。

毛泽东刚上任，马上就给中共中央写了封信，说了说自己接下来的打算，那就是得好好整治一下红四军。他离开这半年，红四军里头的问题可不少，各种歪风邪气都冒出来了，不改不行。比如那个极端民主化，芝麻绿豆大的事儿都得开会商量，大家吵来吵去没个完。还有啊，不少俘虏兵进了红四军，把国民党军队那些坏毛病也给带进来了。

毛泽东筹备了一个多月后，决定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。他明确规定，只有那些政治立场坚定、干活勤快、有过斗争经历的人，才有资格被选为前委委员。到了1929年12月28号和29号这两天，中共红四军九大在上杭的古田地方开了起来，由陈毅来主持，一共有12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。会议安排得很紧凑，进行得也很有条理，毛泽东和朱德分别讲了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情况，陈毅还传达了中共中央的“九月来信”。

这次会议虽然只有短短两天，但效率特别高，一共通过了12项之前就已经准备好的决定。特别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决定，把八种“不正确的思想”给好好整治了一番。会议还重新选了前敌委员会，一共有11个人，包括毛泽东、朱德、陈毅他们。毛泽东还当上了前敌委员会的书记。那时候的红四军，从三个纵队扩大到了四个，新加的第四纵队就是邓子恢和张鼎丞带着的闽西队伍。

后来，中国革命的局势真就如毛泽东想的那样，小火苗能烧成大火。朱毛带领的红四军，成了全国共产党搞武装斗争、占地为王的一面大旗，好多地方都跟着学，陆陆续续又建起了十多支红军队伍。毛泽东是最早说“枪就是权”的，也是最早建红色根据地的，他在红四军干的那些漂亮事儿，让他成了全国红军的领头人、标杆和学习的对象。